继上个月的《阿凡达》重映之后，好莱坞大导詹姆斯·卡梅隆又在今天“现身”了。不过，他这次不当导演，而是当纪录片电影《六人-泰坦尼克上的中国幸存者》（以下简称《六人》）的监制。
——“咦？什么？监制？片方是在欺负我读书少吗……海报上明明写的是“Executive Producer”，这难道不是执行制片人的意思吗？
像这样的文字游戏，虽然不常被一般的观众关注到，但对于细心的观众来说，或许就会成为他们心中一个十分尴尬的点，从而影响到他们对相关影片的客观评价。
以《六人》为例，这本是个聚焦在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锅炉工人以及他们劫后余生的命运的纪录片电影，其创作出发点也是为了给这些当时被西方媒体所污蔑的中国工人一个真相还原，但因“卡梅隆监制”这个被拿来大肆宣传的噱头，让情报君看到不少观众对此产生反感，甚至还对片子进行了有罪推定。
这么一来，情报君不禁提出疑问：不靠卡梅隆，《六人》就真的毫无宣传点了吗？
被“凭空出现”的监制
关于《六人》这部片子，其现阶段不太理想的观众缘还得从“卡梅隆监制”说起。
据情报君综合B站、微博、Youtube等国内外多平台《六人》预告片的评论所得，“卡梅隆正确掌握财富密码”“中方投资的合拍片”“外国人又做特供片了”等较为负面的评论高频出现，一方面体现了“卡梅隆监制”这几个字的高存在感，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观众对这几个字的不信任。
显然，这种不信任并不针对卡梅隆本身，而是针对“监制”这两个字——在大多数国内观众的眼里，大导演、尤其是好莱坞大导演给不知名的团队当“监制”并不实际，只不过是一种有着极大挂名嫌疑的宣传手段罢了。
然而，卡梅隆本人却是真真切切地投入到《六人》这个项目里来的，据新华社《环球》杂志对该片导演罗飞（Arthur Jones）的专访，卡梅隆对泰坦尼克号上的第六名中国幸存者方朗（音）充满戏剧性的逃生经历兴趣浓厚，所以他才会参与这个纪录片的制作。
由此可见，忽悠大家的，是“监制”一词，而非被“凭空”拉来当监制的卡梅隆。
▲来源：《六人》预告片
实际上，“卡梅隆监制”就不该成为《六人》的主力宣传点，因为它从文字翻译、职能表述和影片重点这几个角度上来看都是站不住脚的。
首先，在好莱坞语境里，电影主创团队中的producer就是制片人，而不是中文语境中常用的监制。
具体而言，在践行制片人中心制的好莱坞是没有“监制”一说的，因为制片人就是整个创制团队的核心、要同时承担起监督和制作的职能，从而让每一个环节都能得到有效的衔接。再往下细分职权，还能分为助理制片人、协作制片人、顾问制片人等职位，各制片人各司其职，共同协力总制片人的工作。
而在我国，对“监制”一职的界定更是模棱两可，比方说，豆瓣电影并没有把监制列入影片的主创团队，而在猫淘却会把这个头衔放入演职人员名单里。这么一来，关于“监制”究竟是个什么，便成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了。
其次，在电影宣发的过程中，即便是将热度话题和名人效应定为营销手段之一，但也不该让它们变得言过其实，从而本末倒置得掩盖掉影片本身的其他亮点。
以《六人》这部影片为例，其“producer”并不止卡梅隆一人，还有包括玛丽亚·威汉、尼克·威尔、罗彤等人在内的这整个制片团队。不过很显然，中方在宣传上明显只突出了卡梅隆的名号。
在这一点上与《六人》遭遇相似的案例还有《善良的天使》，这同样也是一部中美合拍的纪录片电影，总导演是两届奥斯卡获奖导演柯文思（Malcolm Clarke）。然而，即便在宣传上大力打出柯文思的名号，这部电影最终也只在内地获得二十多万人民币的票房。
基于这些事实，纵然纪录片电影的票房号召力不比剧情电影和特效大片，但我们不禁要问，弱化“纪录”本身而拔高名人效应这样的宣传操作，真的会是一张好牌吗？
用好名人效应
诚然，对电影宣传来说，名人效应会是张好牌。不过情报君认为要用好这张牌，得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不要让名人效应虚悬地盖过影片内容本身。
关于这一点在影史上的标杆性案例，就不得不提2002年的《英雄》了——在2004年的时候，这部片子正是仰仗了美国名导昆汀·塔伦蒂诺的主动推荐和“背书”，才得以在美国顺利发行、并在上映后一举斩获“首部登顶北美票房冠军的华语片”的桂冠。
昆丁对《英雄》的支持自是少不了他本人对华语功夫片的热爱，但这也并非是昆丁首次助力助力华语影片的北美发行了。
据凤凰娱乐在2013年的报道，早在2001年，昆丁便帮助了袁和平导演的《少年黄飞鸿之铁马骝》（1993）在美国的发行，让这部老片得以在美国大规模放映；而到了 2004年，昆丁不仅主动向手握《英雄》北美发行权的米拉麦克斯主动投资，而且还将自己的“大名”借出宣传，最终才让这部影片与美国观众顺利见面。
因此，我们也才能在《英雄》的北美版海报上看到赫赫的“Quentin Tarantino Presents”几个大字。
然而，在宣传上错用名人效应而最终不慎“翻车”的例子却也比比皆是。比方说，最近期的“翻车”案例便要数《日不落酒店》的“虚假沈腾”事件了。
今年3月，因该片片方在宣传过程中一直强调沈腾是特别出演，甚至在电影海报中让沈腾的名字赫然在列，很多观众便以为沈腾在片中会有重量戏份。然而，观众走进影院后却发现沈腾饰演的竟然是一块没有台词更没有真人出镜的人形立牌，纷纷表示上当受骗。
面对这般争议，该片导演刘峻萌现身说法，表明影片的出品方及发行方“可能是出于对票房的渴望”才会在宣传时放大沈腾的名号。可惜的是，导演的道歉并能挽救起《日不落酒店》的整体口碑，最终该片票房自然也是不尽人意了。
由此可见，在利用名人效应给影片做宣传这件事上，“善用”和“擅用”虽只有一字之别，但却会得到有着天壤之别的效果。此外，除却对名人效应的考量，能正确地、清晰地在影片宣发上表述好各项目参与人员的职能，不仅是对相关人员的尊重，也更应成为一种行业规范。
更要用好“名导监制”
情报君认为，在电影宣发上利用名人效应是一件无可厚非的事情，不过，我们更要用好“名导监制”。
首先，无论中外影片，我们都不能盲目夸大“名导监制”的作用，并以此为影片宣传的唯一卖点。
诚然，名导演担任监制的确能为一个电影项目带来正向影响。比方说，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香港，包括徐克、王晶等人在内的名导就都曾担任过监制，由此也“监”出了像《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倩女幽魂》《新龙门客栈》“赌神”系列这样的经典港片。
当“监制”被引入内地后，不少名导也在电影项目中担当监制，以帮助导演（尤其是新晋导演）与投资方斡旋，从而在创作质量的把控上为他们保驾护航。比方说，陈国富在《画皮2》《寻龙诀》这两个项目里的监制作用应该就是更偏向于为当时仍属新晋导演的乌尔善保驾护航。
然而，名导任监制也并非百试百灵，就像《摆渡人》这个项目虽有“王家卫监制”，但片子本身的口碑也未尽如人意。
其次，面对看似无名的艺术电影、纪录片电影一类，我们也没必要悬浮地突出“好莱坞名导监制”这一点，从而忽视掉影片本身的其他亮点。
众所周知，艺术片和纪录片受题材和体量的限制，本就不是电影市场中的主流吸金类型，其受众群体亦相对小众和固定。因此，若在宣传此类影片的时候大打“名导监制”的名号，不仅可能会收效甚微，还可能会给一般观众带去负面印象。
就像《六人》这部片子，比“卡梅隆监制”更重要的，恰恰却是那些看上去不起眼的筹备多年、深入举证和还原事实。倘若这类影片的宣传方能着重宣传这些优秀文艺片、纪录片所该具备的品质，日后像《六人》这样有意义的项目或许就不会再那么轻易地受名人效应左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