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RST 青年电影展手记：口罩、孤岛和世界_第一院线 -爱电影！爱生活！

说实话，这不是一届体验多么出色的 FIRST 青年电影展。

有些因素是不可抗的，因为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每场上座率不得超过 30%”的规定，观众只能在音乐厅中相隔玩偶而坐，于是所有持证嘉宾都要在当日零点预约次日的放映，这直接造成了一种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盛况，而现实的结果是，我没有一次能够在这种拼手速或者拼网速的竞争中全身而退。

抢不到票就只能排队，但排队观影的体验实在不佳。为了能够确保观看到热门影片《情诗》的首映，我提前一个多小时到现场排队，西宁的海拔 2241 米，青海大剧院门口无遮无拦，所有人都要直接暴露在高原炽烈的阳光之下。进场测温的时候，我的体温直接突破了警报线，以至于我要在旁边好好冷静一下才能进场。

有时候，看着唐道旁边酒吧餐厅熙熙攘攘，热闹到深夜的人群，你很难不对全程佩戴口罩观影的规定感到怀疑，哪怕你只是将口罩稍稍拉下来一点，也会被工作人员迅速提醒制止，而就在影展期间，《星际穿越》正式复映，微博上也讨论起了电影放映什么时候会被强行中断，这些毫无科学依据的规定真的让人觉得非常魔幻。

而有些因素则更偏向是可控但管理不佳的，比如媒体人和志愿者的争执事件（也就是传说中媒体人骂哭志愿者事件）、比如训练营影片《孤岛》首映邀请函超发，导致众多持证嘉宾等待近两小时却不能入场，再比如有人晒出自己给《哈日夫》送上 5、6 张五分的观众选择奖选票（但理论上每个人只拥有 1 票），甚至作用到我自己身上，我还在媒体中心被人偷走了一个电脑充电器。

（青海大剧院音乐厅 FIRST 影片放映现场）

好在在这些热闹、“每一年都是当作最后一届在办”的感叹乃至混乱之中，FIRST 还是办了下来。挂着今年全球第一个正式在线下举办的电影节展的名头，它的意义就足够超越影展本身。这已经是 FIRST 来到西宁的第十年，我听媒体人“法兰西胶片”讲，六年前他第一次来到这里参加电影展，影展举办的唐道附近还是一片荒地。

但现在这里已经是西宁最繁华的所在，方圆一公里的范围内有十几家酒店、三家电影院、无数的餐厅和酒吧，对于绝大多数西宁当地的市民来说，来到这里的原因都与电影无关，这是他们夜生活最重要的场所，就在 FIRST 开幕不久前，跨度长达三个月的美食节正式开幕。

每一天晚上，打扮入时的年轻人都会三三两两地从这里并排走过，你要不断地错身才能快速通行，各种街头小吃的气味弥散在空气中，天还没黑锅庄广场旁边今年新开的酒吧已经排满了人，其中飘出的几年前的欧美流行音乐直接和露天放映的电影声音混杂在一起，这一切都会让从任何一个其他城市来到这里的人感叹夜生活的自愧不如。

很多时候你会觉得相比于这些扑面而来的烟火气，电影也许真的没那么重要，我朋友圈里的不少人都用“美好”来形容渐成 FIRST 招牌的露天放映，它更接近一种电影最原生态也最贴近普通人的呈现方式，今年也的确有更多西宁当地的市民会聚集在广场看电影，但怎么看那都像是对过往这半年封闭生活的一种补偿。

不过抛却以上种种，FIRST 依然有着一种迷人而无法取代的特质。我曾经和朋友讨论过“中心的边缘”和“边缘的中心”的概念，在地理位置上西宁无疑是中国所有文化中心的边缘，但在每一年夏天的这一周时间里，在这个地处西北边缘的城市里，FIRST 构建起了中国电影真正意义上的中心。

这里的话题通常只与电影有关。排队的时候，我身后的一群学电影的年轻人围绕着一部电影争论了长达一小时，即便讨论的内容时常会离题万里；每一个熟悉或者陌生的人见面的第一个问题几乎都是“你看了《情诗》了吗？”“我真的很喜欢《棒！少年》！”

碰撞也在不断发生。我和一个网大公司的老板争论起了什么是艺术电影，聊到凌晨我甚至开始为网大在创作上的合法性“辩护”；某天下午我和《龙门相》的男主角何教授一边喝着啤酒，一边惋惜着他参演的一部也许没有机会和观众见面的电影；又一个深夜，相识已久的制片人朋友为我讲述她和一起参加创投会的导演相识的奇妙经历，向我勾勒着他们的野心。

我不敢说这些是只属于 FIRST，但在 FIRST 它们发生的极为频繁且顺理成章，每个人都贪婪地汲取着这里的能量与养分，每个人也都认真地享受着难得的连接和碰撞。在那个有关艺术电影的讨论发生的清晨7:01，一同参与的好朋友发了一条朋友圈，“冷静看片，严肃祛魅，睡眠回京再补。”

不管有再多的外界因素，电影始终是 FIRST 的核心。

和很多人一样，《情诗》和《艺术死了》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两部电影。我在去 FIRST 之前就对《情诗》有所耳闻，在观影过程中我两次掏出自己的笔记本记下了当时的想法，灯光亮起的时候，我看了一下本子，上面写着一行“戏中戏中戏”和三角位置关系的“戏真实戏中戏”。

这是我对电影最直观的感受，可能也是最大的疑惑。因为从形式上来说，《情诗》是一部非常简单的电影，只有两个长镜头和两个主要演员，整部电影就是由两个人的对话构成，但从内容上它又是极为复杂和多义的，从当时当地呈现的角色身上，你又能同时看到另外多个角色，你会不断去追问到底什么是虚构，什么是真实。

（《情诗》剧照）

后来在博丽雅布酒店 19 层，我和导演王晓振有过一次交流。我向他询问电影中真实和虚构的边界，嵌套的结构是如何设计的，他很坦然地化解了我的问题，“你说的那些我都不懂，我真正在乎的就是接下来故事要如何发生，这是我唯一考虑的事。”

如果是初次和他接触，你很可能会被这些话所迷惑，但事实上他对自己的创作有着高度的把握和自觉性。在 FIRST 与他碰面的几次，“策略”这个词几乎是出现频率最高的，电影内容的设计是一种策略，如何回答观众提问是一种策略，甚至要呈现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也是一种策略。

可能是出于我个人职业身份的原因，我其实更在意《情诗》中有关创作焦虑的部分，如果我们非要剥离出其中的一层故事，一个导演逼着自己的妻子不停地和自己演戏，只为了拍出自己想要的电影的故事是很显性的。

创作焦虑每个人都有，王晓振也不例外，他会清晰地意识到自己在某一天的状态不佳，“你要是拍到中间还不知道状态怎么样，这条能不能过你都没有一个判断标准，那你肯定就还没有深思熟虑地想好。”为此《情诗》也曾经面临过停拍，在经历了长达一年半的试错之后，影片才呈现了如今的面貌。

《艺术死了》则是一部非常当下的电影，过去这两年 Vlog 和短视频非常火爆，《艺术死了》几乎就是这些形式放置在电影中的最佳体现，以至于我们还要专门去讨论它到底是一部电影还是披着电影外衣的长视频。

不过在导演周圣崴看来，该如何定义《艺术死了》丝毫不重要。他是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的毕业生，《艺术死了》是他发起的一整个艺术实验项目最重要的成果。

周圣崴很好认。他的穿着个性十足，高饱和度的衣服，鞋子上有一颗红心和两排铆钉，当被问到为什么选择这样的打扮时，他用一个故事就唤起人们的思考，当年衣着普通的时候他遭遇了别人的白眼，他要用这种方式在最快的时间让别人确定自己的身份。

这样自洽且充沛的表达几乎成了他在 FIRST 的名片，他会在《艺术死了》的映后号召所有人和他一起继续《艺术死了》这场实验，也会在几何书店的映后谈和观众一起谈论相对艰深的哲学问题，甩出来的全都是大词。

(左起：《情诗》导演王晓振、《艺术死了》导演周圣崴、FIRST 策展人段炼)

以《情诗》和《艺术死了》为代表，形式的革新几乎成为了今年 FIRST 的一大关键词，这些电影都在不同的维度去探讨真实与虚构、剧情与纪录的边界，在一个内容自由表达全面受限的时代里，形式的确会也必须要承载某种艺术探索的野心。

在形式的革新之外，当然也有简单的好故事，纪录片单元的《棒！少年》就是其中的代表，它可能是今年 FIRST 最大的爆款电影，在观众选择荣誉环节获得了惊人的9.42分，截至目前的豆瓣评分也高达9.1。

《棒！少年》讲述了两个贫困少年在北京郊区参与到棒球训练的故事，有着完整的人物成长主线和颇为热血的段落，虽然我个人对它背后所折射的孤儿问题、少数民族问题乃至清理 dd 人口的问题有着更多期待，也更希望可以从中获得某种确定的答案，但我也非常能够理解它获得如此赞誉的原因，在所有人都情绪极为压抑的半年里，我们的确需要这样一部燃的电影作为出口来疏解。

当然也并非没有失望，《回南天》是我在去 FIRST 之前颇为期待的一部电影，但是结果却不够让人满意。去年我们曾经讨论过南方新浪潮，《回南天》算是其中最新的代表，但除了借用回南天这个意象之外，电影本身在表达层面并没有和南方这个独特的地理空间发生多少具体的连接。

看完电影我发了这样一条短评，“《回南天》的确没有让我有闷住的感觉，只剩一点闷。”过去几年南方开始作为中国电影一个重要的场域登上舞台，南方新浪潮成为了对长久以来北方在中国电影话语权上的中心地位的一种革新。

我们欣喜于南方的潮湿气候、神秘主义和多变地貌带来了电影表达上的丰富，但我们也要警惕这种故事场景上的简单重复和表达上的空洞，就像国产犯罪电影总喜欢把故事简单地放置在破败苍凉、后工业化的东北和西北，而事实就是没用多久，我们就看够了（很不巧，今年 FIRST 也有）。

但不管怎么说，在观看了大多数的入围影片之后，你仍然会对这些中国电影的新生力量感到兴奋，这些电影还是有着你在别处看不到的冲劲和自由。

你也不可避免地会注意到这些青年导演的野心和清醒，他们每个人都有相对完整的思考和表达，并且非常乐于分享自己的经验和感受。就像拿到最佳导演奖的《龙门相》导演肖一凡在颁奖典礼上所说的，“如果我拿了奖，就说明我做对了什么。我回去反思下。”

他们做对了很多，但他们依然在反思。

我们每个人都清楚，过去这半年到底发生了什么，疫情对于整个电影行业的伤害几乎是肉眼可见的，FIRST 策展人段炼告诉我，“疫情真的让我们特别难，一些原本可能和观众见面的片子没有能来。”

数据也能够支撑这一点，根据娱理工作室的统计，“今年 FIRST 的征片数量五年来首次低于1000部，有效报名影片只有643部，比去年少了近四成。”数量不足之外，我们也在 FIRST 看到了多部入围竞赛单元的影片都处于未完成状态。

对于一个影展来说，疫情让难成为了关键词。但对于电影创作来说，突然发生的改变并非全是坏事，只是针对这一切动荡，剧情长片还来不及反应，好在训练营短片和今年新设立的超短片单元已经捕捉到了。

导师曹保平为今年的训练营定下了“孤岛”的主题，明确的主题和疫情带来的冲击让今年训练营短片的整体质量有了显著提高，相比于竞赛单元那些让人昏昏欲睡的私电影和元电影，这些有着明确针对性的电影更能触动人心，也更具说服力。在一个剧变已经到来的当下，我们更加珍视那些直接明确且具有公共性的表达。

如果说训练营短片更多关乎于表达，那超短片单元就是形式变革在当下的集中体现。随着设备和媒介的迭代，影像创作的门槛被无限降低，这意味着每个人拿起手机，都可以成为一个创作者。

就连纪录片《清明》的导演李宝玖也是如此，他告诉我他只用手机和大疆 Osmo Pocket 就拍完了整部电影，虽然这意味着不可避免的画面技术瑕疵，但这也真真正正实现了我们期盼已久的创作权的下放。

除了创作，电影的发行也在顺疫情而动。在产业工坊中，爱奇艺电影中心总经理宋佳透露爱奇艺即将推出 PVOD 也就是单片付费的模式，这种模式是对当下付费点播模式的一种积极补充，也对电影的品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近期迪斯尼将《花木兰》直接以29.99美元的价格上线 Disney+的决定似乎也和这种模式形成了某种映照。

在FIRST，所有人都对我说2020年中国电影太难了，但创作、制作、发行、宣传的每一个环节也都在积极面对着世界的变化。有人开玩笑说是易烊千玺拯救了 FIRST，的确他的到来让粉丝每天早上 5 点排队购买红毯典礼门票，他所到之处都聚集了无数的人和镜头，但归根结底能够推着中国电影继续往前走的依然是这些新生的力量。

我在 FIRST 遇到了很多个他们。在我从机场乘坐大巴赶赴西宁市区的时候，坐在我后座的是一个叫周小琳的导演，她的定格动画短片《四月》入围了 FIRST 的短片单元，她在日本学习制作动画，《四月》用到的是非常古老的动画制作手艺：拼贴。周小琳花了11个月的时间才最终完成了这支3分41秒的短片，但你能够感觉到她的乐在其中，她笑着跟我说，“老师说我画的不太好，但手工做的不错。”

入围创投会的项目《水东游》的导演胡兆祥，我们去年在厦门有过一面之缘，那时候他刚刚大学毕业，毕业短片入围了电影节展。今年他就带着自己的首部长片来到 FIRST，他刚刚23岁，是所有入围导演里年龄最小的之一。

而就在电影市场颁奖的那一天，《八佰》定档的消息传来，所有人都在现场和朋友圈里兴奋地传递着这个已经迟来一年的好消息，有嘉宾在舞台上高喊，“中国电影最困难的时候过去了，未来一定会更好。”

（低苦艾乐队演出）

新生力量和利好消息共同编织出了一种异常强大的乐观情绪，而这种乐观的情绪持续弥漫在整个 FIRST，甚至是在电影之外。今年 FIRST “西宁的夜”环节全面升级，Chinese Football、低苦艾和野孩子三支乐队的演出轮番上演，直接把乐队的夏天搬到了西宁。

每场演出开始后没多久，许多年轻人就会从椅子上直接冲到舞台旁边，开始尽情地呐喊、跳水、开火车，仿佛要把这半年积攒的热情一次性释放出来。而就像 FIRST 运营总监高一天所说，电影和音乐一样，都必须回到现场才能成立，才能体会到它们真正的魅力。好在在西宁，在 FIRST，这一切全都回来了。

回到北京后的好几天，我依然记得 FIRST 的一个画面，它发生在超短片露天首映的那个晚上。那天西宁突然又下起了雨，一个观众举着黑色的雨伞，默默地站在台阶上看电影，一个小时的时间里，他几乎没怎么走动，银幕上有时候是面对疫情的恶搞版世界名画，有时候是仓库里拍结婚照的爱情故事，还有时候银幕上出现了霓虹城市的特效，他就一直那样站着，举伞的身影和银幕不断重叠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