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旋律影片如何贴近受众偏好?

主旋律的进步,其实就是影视工业的进步,影视工业的进步,也会最终回馈到社会文化当中。

“延乔路很短,集贤路很长,两条路没有汇合,但它们都通往繁华大道。”《觉醒年代》热播期间,除了“幸福的生活就是续集”这类经典叙事之外,此类的细节不断在互联网传播。

“集贤路”取自主角陈独秀的安葬地安庆集贤关,“延乔路”则直接取自陈独秀的长子陈延年、次子陈乔年的名字。《觉醒年代》当中,两位年轻人为革命理想慨赴刑场的画面,也在剧集的传播过程中反复出现。

很多年轻的剧迷都表示,这是他们第一次知道陈延年、陈乔年这两位历史课本展开不多的烈士的故事。剧集热播后,也不断有年轻人来到位于合肥的打卡地献花寄语,这甚至推动了延乔路此前有些破旧的路牌的更新。此外,在淘宝,《觉醒年代》的相关周边也开始了热销,观众们乐于在观剧之余,买上印有《新青年》等图案的布袋,或出街,或收藏。

异曲同工的故事发生在一千公里外的宁夏,在西海固地区,葡萄酒开始脱销,枸杞的价格随着人们的疯抢而攀高,来旅游的人也开始变多。作为《山海情》故事发生地,这部以“扶贫”为主题的剧集同样收获了热度与口碑,并将文化产业效应以具体的方式延伸到剧外。

年轻人用追星的方式表达对“主旋律内容”的认可。6月,上海电视节白玉兰颁奖夜的讨论也因此升温,最终,《山海情》收获最佳剧集,《觉醒年代》收获最佳导演、最佳男主等重要奖项。

几乎所有相关者都有一个感受:这两年的“主旋律影视”是“不一样”的。具体而言,更加生动,更具备话题性,也在更年轻一辈的受众当中,形成了同频共振,更新了评价语系。

而它的背后,正是“主旋律”这一概念的强延展性,它牵连着时代背景、内容渠道、消费方式等诸多要素,也反过来影响着许多方面。可以肯定的是,一直以来,“主旋律”都并不是一种内容题材,而是一种任务机制:这种“任务性”,可以自上而下,也可以是平台与内容创作者的自定目标,它形成了内容分众,也是内容生产整体水准最为直接的剖面。

这一性质决定了,“主旋律”最可以成为一种变量控制下、对各环节的“全面考核”。主旋律的进步,其实就是影视工业的进步,影视工业的进步,也会最终回馈到社会文化当中。

01|选择

“一开始我是拒绝的”,成为了许多影视公司以及主创团队在回忆自己最初接触到项目时,对当时反应的还原。拒绝的原因很容易被理解为“自上而下的压力”,但实际上,剧总是给人看的,在评价体系日益多元的当下剧集市场当中,这才是表象之下,“压力”的最终来源。

《山海情》在筹备之初找到了多家国内头部影视制作公司,其中就有公司以“不擅长此题材”而拒绝。这种拒绝并非回避,而是“严肃对待”的一种方式。最终,同样在第一时间表明拒绝态度的正午阳光接受了这一任务,与此同时,团队本身“现实主义题材”的创作经验,则成了“认领”的重要原因。

在3月下旬的中国电视新文艺群体英才培养项目“登攀计划”大师训练营上,正午阳光董事长侯鸿亮表示,自己和老搭档孔笙在接了项目之后就一直商量怎么做到“耳目一新”,在时间本来就很紧的情况下,仍然花了半年的时间去研究创作方向,也仍然采用了体验生活的的笨方法。

从呈现上看,《山海情》“男女主感情线无推进”、“长时间跨度扶贫”都属于同类题材当中较为反套路的点,不过侯鸿亮同时也认为,将创新放在重要位置的同时“不见得要100%创新”,“每部作品里有5%-8%的创新,有一个想法就够了。”

一方面,“献礼”要求下任务下放、更多类似“金盾”的合作模式的出现、以及常常出现的严苛时间要求,已经提高了这一批主旋律作品的创作门槛;另一方面,“把主旋律做好”、“把主旋律做出一些新鲜的感觉”成为了这一阶段相关影视内容的双重选择后,又以能力为维度,进一步对“接受任务”的公司进行了一轮筛选。

在商业模式更偏C端的电影产业当中,从1987年时任电影局局长腾进贤对全国电影创作团队提出“主旋律电影”的发展方向、“以响应四十周年献礼的宣传号召”开始,“主旋律”的变化也成为了电影市场的晴雨表,当《战狼》系列、《红海行动》等作品能够收获高额票房时,影视公司会更加自发地进行市场选择。

从2019年的“最强国庆档”三部大片齐发,到2020年《八佰》、《金刚川》、《我和我的家乡》救市,再到博纳影业在“中国骄傲三部曲”后又公布“中国胜利三部曲”,这种趋势都摆在台面上。

博纳影业董事长于冬用“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八个字形容拍摄《长津湖》的感受,他表示,“‘中国胜利三部曲’要呈现给大众的不光是好电影,更是中国人骨子里打不倒、压不垮的精神和意志。”

而“主旋律”恰恰又与社会共情最为贴合的“现实题材”强关联,本身门槛不低的现实题材在实践中获得了更深入的研究。历史献礼题材《理想照耀中国》总导演、《冰雨火》导演傅东育感慨:“我们在拍着理想,同时被理想照耀着。现实主义是在血脉中的。”

从2019建国70周年,到2020扶贫攻坚关键年、抗美援朝70周年,贯穿到2021建党100周年的长跨度、多主题的特点,也为作品的消化空间、成本梯度提供了保障,在这当中,更小成本的内容作品如网络电影,也开始寻找自己的叙事线,如《毛驴上树》、《浴血无名川》等口碑作品在这一阶段诞生。

02|重塑

百年庆典现场,“青春”是出现的高频词汇。而当天同步上映的电影《1921》从“一百年 正青春”的宣传语到影片呈现的内容,都在寻找与“青春”关键词的关联。

这与过去的叙事方法产生了显著的不同,尤其发生在再次操刀类似主题的导演黄建新身上。黄建新表示,同样是献礼,如果用十年前《建党伟业》的方式再拍一次,那就会失去很多意义。“我希望在复述这段关键历史的时候,能够创作出更加丰富多彩、具有征服力的人物,这些人物会对观众今天的心理有一种承继的关系。”

“很多伟人,他们每个人都可以去拍一部电影,只是我们不知道。你去读他们的传记,会发现他们的魅力,这说明以前我们做得还不够好。”黄建新表示。

如果说十年前《建国大业》、《建党伟业》等作品的突破在于“使用大众亲切感的明星”,但仍然没有脱离宏大叙事,这一批主旋律作品则在“使用更亲近的故事表达”上尝试重塑与突破。

同天上映的《革命者》也在尝试在此类影片上叠加艺术手法。影片一边呈现李大钊生命中的最后38小时,一边通过多次闪回,丰满“守常先生”的人物形象。导演徐展雄不止一次赞扬张颂文的表演:“有幸遇到颂文老师,并无比确定我们的抉择:把李大钊演成一个人。”

对《革命者》的监制管虎而言,这更是自己在《八佰》、《金刚川》之后的又一次艺术尝试,尤其是《金刚川》,在去年这场“与时间赛跑”的“影视工业奇迹”当中,先进的工业化水准和艺术表现方式的结合成为了影片的看点,而在《革命者》当中,对叙事结构、镜头美学的追求、乃至张颂文表演的本身,都成为了新的看点。

这种往前走的趋势、“手艺活儿”化的努力,是最近几年行业头部力量共同的尝试,主旋律题材成为了一个表现出口。

侯鸿亮认为“做剧需要有5%-8%的创新”,对这种百分比数字上的精确要求,也体现在类型化概念愈发被认可的节奏上,在傅东育看来,这同样要求“分配百分比的精确度”。

傅东育认同影视工业化的基本逻辑,强调“需要珍惜自己的羽毛”,这也成为了他拿到需要讲述40个故事的《理想照耀中国》时感到最为纠结的地方。傅东育认为,工业化流程的第一部就是类型化,在制作过程当中,需要确定各种内容的占比,也需要摒弃“青年演员负责流量、经验演员负责质量”的所谓分工,然后,在这些“技术层面”的基础上,达到工业化的第三层标准:情感的触碰。

“这些其实一点都不难,只要功课做得再深入一点点,自我检讨一点点,关键是你做不做这个功课,愿不愿意去分析这个事情。”傅东育表示。

谍战剧《叛逆者》的成功同样复制了这一点,在原著扎实的故事和李晓明、秦雯牵头的合理改编下,这部以“林楠笙选择共产党映照中国人民选择共产党”的红色谍战片,首先在类型上站住了脚。导演周游则强调,尽管这样的一个正道的主题,但依然不希望剧中有过于强势、直白的价值观输出,从剧集内容来看,对“活下去”主题的反复强调,也印证了这一点。

正因如此,在当下看到的可以归位“主旋律”的电影、电视剧作品当中,实际上包含了众多的题材与类型,有的偏向于历史还原,有的偏向于警匪动作,有的则偏向于人物传记。一定程度上,影视作品在“主旋律”概念内部形成了一个小的生态,在这个生态当中,前期对商业因素的考量成为了被降低、被控制的变量。

在“献礼”需求成为增量的情况下,“主旋律”提供了一个相对减少干扰、纯净的环境:一个要好作品的环境。换言之,一个“考试”的环境。

环境的另一边,则是“应试者”的变化。在新时期中国影视行业、在新的生产变量后,互联网要素的加入先是用无限排播取代线性排播,为更多创作者提供机遇,后又在商业模式上从从ToB转向ToC的变迁当中,主导内容好坏与商业收益关联的强化。

刚刚凭借《觉醒年代》获得白玉兰最佳导演的张永新,其成名作就是在网剧层面有着多重创新的《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和《虎啸龙吟》,与优酷的良好合作,则成为了优酷在参与出品《觉醒年代》时合作导演选择的重要因素之一;《革命者》当中再次搭档的张颂文、秦昊,正是在2020年的网剧《隐秘的角落》中打开了国民认知度;《1921》则是腾讯影业成立6年来首次主投主控一部电影。

03|渠道

当我们可以将“主旋律创作”类比为考试,乃至能够白描出“应试者”的轮廓之后,“考场”,即渠道的变化,则是新的生产关系下最突出的体现。

爱奇艺CEO龚宇在2020年的中国网络视听大会上表示,“D2C(用户直达)和分众是未来网络视听的两大趋势”,而互联网平台在这个当中起到的是“压缩渠道”、“提高效率”的作用。换言之,商业模式的变迁则让平台对观众的感知更加强烈,并且仍在持续进行。

渠道的变化让市场的检验更加直接,并同时影响着内容本身的变化。观众在哪看、怎么看、用何种方式看正在发生变化。在创作周期当中,哪怕创作者与最终受众并未产生直接沟通,其“对话”过程本身,也已经在随着传播、评价体系的改变而变得潜移默化。

播出渠道话语权的变化成为了主旋律变化的发生场所,社区讨论、新视频形式的兴起,则成为了最新的变量。我们可以看到,《山海情》、《觉醒年代》在播出之时的热度都并非一飞冲天型,但“文火慢炖”式的口碑传播、各类二次创作对剧情的深刻解读,让这类现实题材的长尾效应几乎发挥到了最大。

“流量”的正负因素也在作品有了呈现后得到了一种平衡,在《叛逆者》上线后,“朱一龙演技”数上热搜,爱奇艺也为粉丝组织了见面会;上映前选角上颇有讨论度的《1921》,在上映后的舆论也回归了内容本身的话题性,与同样是“全明星阵容”的《建党伟业》相比,目前来看,正因为突出了青年人物的本身的状态与动机,《1921》的角色贴合度已经走向了相当正面的舆论评价。

更年轻的创作团队,拍出更懂年轻受众的作品,再有年轻受众之间传播,从分众走向大众,成为了这类作品突破原有受众期望的惯常路径。而在社会舆论和世界关系背景当中,民族、强国意识在年轻人当中的滋养与认同,又与这种传播路径形成了双向驱动。

这当中,还包含着国民层面的政治探讨与整体认知。

作为典型的“美式主旋律”,音乐剧《汉密尔顿》2015年8月在百老汇首演。2020年7月,在首演5年过后,《汉密尔顿》又迎来了新一轮的讨论高潮,直接原因就在于Disney+官方上线的电影版的上线。

拆分理解《汉密尔顿》的位置:内容方面,音乐当中对以嘻哈为主,以爵士、R&B、Tin Pan Alley为重要补充的表现方式与年轻一代产生了连接;在演员选取一端,对有色人种、LGBT人士的使用,与电影版上线流媒体平台时处于高峰期的弗洛伊德事件、BLM运动形成了呼应;而最终,Disney+的助推,则成为了更多人获取作品、评价作品、让作品产生新一轮外延影响力的新路。

任何勾勒历史、描绘现实的“主旋律”都具备着当下性,不论它是否在当下发生。在中国独有的社会发展历程下,同样有一些内容是属于中国民众的“政治正确”。

这意味着,以往“又红又专”之类的形容词将在底层逻辑上不再与“不接地气”挂钩。

张永新表示,他自己也是因为这个《觉醒年代》上线后传播,才知道了年轻人口中“yyds”是一句赞美。他也提到,在视频制作门槛降低、更多的观众开始剪成片子、或者消费此类内容的情况下,可以看到青年观众更独到、更苛刻、更严谨的趋势,真诚与否也更容易被看见。

当观众开始不吝用贴近自己生活的词汇去赞美原本被认为“不接地气”的主旋律作品,在故事性本身上就具备着优势的“主旋律作品”就更顺畅地纳入到了“内容种草”的话题体系当中,其本身的祛魅也近乎完成。

04|启示

祛魅的过程是复合的,也不仅仅依靠一部、数部作品。不同人在不同场合强调过的“观众的日益挑剔”同时内容本身也是一种机会,而在“给自己创造机会”的过程当中,故事、剧本的重要性在显著增温。

《觉醒年代》编剧龙平平花了6年的时间打造剧本,《叛逆者》剧本的打磨时间则经历了8年,虽然在时间成本上很难复制,但其成功的因果关系还是足够给影视作品以启示。侯鸿亮表示,虽然“电视剧是编剧的艺术、电影是导演的艺术”有些极端,但它还是说明了剧本的重要性,很多影视作品都经历了编剧的“孤独创作过程”,等到导演加入后才变成了大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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